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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的变与不变

　　■王荣昌 郑 瑶

　　指挥信息系统是现代作战体系的“拟人化大脑和神经”，也是打赢未来战争的重要支撑。当前，随着先进科技不断应用于军事领域，指挥信息系统的智能化特征越来越凸显，在作战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通过分析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的变与不变，有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认识和把握其本质特点和使用规律。

　　系统从低级智能向高级智能跃升。智能化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以行为主体是否具备自主性为标志。主流观点认为，自从基于计算机开发指挥信息系统以来，利用机器代替人类进行了大量的存储、计算等工作，指挥信息系统就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智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入，使得指挥信息系统的智能化特征越加明显。如对敌情、我情、社情进行计算统计分析，形成分析报告，生成辅助决策方案；对作战方案进行仿真推演评估，优选最佳作战方案；对作战目标、力量、进程进行规划，制订详细作战计划等。当前，指挥信息系统正处于从低级智能向高级智能跃升过程中，已能解决作战指挥活动中某一项指挥要素、指挥环节、指挥作业的特定问题，完成大量以前依靠人脑才能完成的工作。可以预见，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将在不远的将来发挥更大功效。

　　系统应用对指挥员提出更高要求。随着先进科技的不断应用，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的功能将不断拓展，性能得到极大提高，能够辅助或代替指挥员完成相应的指挥工作，但这并不代表作战指挥的难度降低，对指挥员的要求下降。从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看，即使信息再多，手段再先进，若在双方技术对等、不存在代差的情况下，高新技术的使用只会让战场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战争迷雾”并不会消散。作战中，指挥员如果不掌握完整的战场态势、详细的装备性能、清晰的任务部署、精准的能力清单，不了解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决策过程，完全依靠系统辅助甚至代替指挥员进行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

　　系统的工具属性始终从未改变。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指挥主体在实施指挥时，自身功能局限性与作战背景复杂性之间的矛盾自古有之。为了解决以上矛盾，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指挥信息系统便成为应有之义。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会随着作战需求的拓展和军事科技的突破而同步向前发展，使得系统功能不断得到增强。但是，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不管功能有多强，其本质还是一种指挥手段，具有典型的工具属性，目的是扩展指挥主体的作战指挥能力。战争对决中，人始终是作战方式演变的促进者、武器装备的制造者、作战方法的创造者、战争进程的调控者，也是作战结果的最终受益者或受害者。因此，作为指挥主体的人应充分发挥本身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并牢牢把握作战的决定权。

　　系统的运行仍然围绕信息展开。自战争产生以来，对情报信息的把控始终是作战双方对抗的重点，无论处于何种战争形态，情报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始终是先知胜敌的重要手段。如今，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推动下，人类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方式方法更加多元化，但情报信息在作战对抗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通过对情报信息的分析，能够还原真实战场，形成战场综合态势，让指挥员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作战企图、战役布势、兵力数量、装备性能、作战潜能等；通过对情报信息的利用，能够形成作战方案、指挥控制部队作战行动、评估作战结果，为后续作战行动提供支撑。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情报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同时贯穿整个流程，充斥于每一个时间节点。

　　人与系统将呈现共生发展关系。人与系统共生关系是指人的智能与系统的智能共同进化、共同发展。一方面，在系统研发过程中，可将指挥原则和人类的知识、经验等植入到系统中，提供给系统进行模型训练，形成自身的归纳、演绎能力。另一方面，系统经过学习后可形成有别于人类的另一套推理、归纳、演绎方法，可供人类进行学习参考。人与系统能够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形成人与系统协调发展的整体。在未来智能化作战指挥活动中，人与系统协同合作开展各种指挥活动将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按照正常的指挥程序，在每一个指挥环节中，指挥人员或多或少都需要根据系统提供的计算结果作出相应的作战决策。因此，指挥人员在指挥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已经不单纯是自身的主观思维活动，更多的是在系统的引导和带动下，与系统交替作用后作出的一系列指挥决策。